摘抄:《魔灯》

摘要: Ingmar Bergman, 1918-2007

12-21 23:37 Ingmar Bergman 首页 电影学习笔记

“你必须真正学会遵守时间。给你一只表,你应该知道怎样认识时间。”但时间并不存在,会有什么东西告诉我,可能是饿了,因为肚子在咕咕叫。


二十多年来,我一直深受习惯性失眠之苦。失眠没有多大的伤害,少睡一点还能对付过去。我睡五个小时也就足够了。但失眠毕竟会带来劳累。在劳神的失眠之夜,我头昏脑涨、感觉迟钝心情烦躁、焦虑悔恨、怨气顿生。我常常心乱如麻,感到忧虑、愤怒、羞愧、遗憾和无聊。我甚至因为失眠而不得不多些过场:换床、开灯、看书、听音乐、吃饼干或巧克力、喝矿泉水。安眠药也许一时有效,但也会带来恶果,可能导致急躁和更强烈的焦虑。


人老了,创造力和性欲一样,也会随着年岁增长无声无息地逝去。


电影如果不是一种记录,就是一种梦幻。这就是安德烈·塔科夫斯基的伟大之处。他在梦幻的空间悠然自得,从不解释。


费里尼、黑泽明和布努埃尔等人都在与塔科夫斯基想同的世界里运动。安东尼奥尼也很接近,但却被他自己的单调沉闷所窒息。梅里爱总是不假思索地沉浸在那个世界中。他是一个职业魔术师。


我假装信仰和怀疑、反抗和疑惑。我假装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罪人,背负难以承受的罪恶。忽然,我从罪恶的深渊中解脱了自己。这都是游戏。我一直处于想象之中。


华灯初上,妓女纷纷上街拉客,却没有一个妓女与我搭讪。


一天晚上,在从剧院回家途中,我突然想到如何处理《麦克白》后半部分女巫出现的那场戏。……我在寂静的街道上停下来,呆站了数分钟,默默地对自己重复了几遍:“该死的,我真有才华,也许还很杰出呢。”一时间我感到头晕目眩。尽管我有种种痛苦,但一种得到合理约束的自信始终存在,如钢柱一般穿透我那摇摇欲坠的灵魂废墟。


我曾极力模仿阿尔夫·舍贝里和奥洛夫·莫兰德两位大师,尽量从他们身上偷取能被偷取的,再补充上一些自己的东西。我未受过任何理论训练。我读过一些在年轻演员中颇为时髦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,我却不理解,甚至也不想去理解。我也没有任何机会到国外看戏剧。我只是一个无师自通的乡村天才。


舞台演出必须清楚直接。情感和意图不能模棱两可。演员传达给观众的信息一定要简单明了,一段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信息,最好要快;一个暗示可以和下一个产生矛盾,但要是故意的,之后一种同步和纵深感的幻觉,一种立体效果就产生了。必须每时每刻让观众了解舞台上发生的事情,表达的真实性是第二位的;好演员总是有办法向观众间接传达真相。


真正的自由建立在相互吸引的模式之上,建立在完全贯穿的节奏之上。舞台表演是一种不断重复的行为。每次演出都必须建立在各方面自愿的通力合作上。导演只有在排练的时候才能迫使演员按他的要求去做。演员一旦上了舞台,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修正表演,他的搭档也一样。演出五次以后,一种“驯服的”表演会分崩离析,除非导演继续盯紧他的演员们。从表面上看,蛤蟆轮的可可聚会似乎是“驯服的”。但其实并非如此。演员们只有在明确规定的界线内才能发现他们的创作机会。他们都等待着时机加入自己的创造,而且为此感到高兴。这场可可聚会从未分崩离析。


恐惧很快就会创造出它所恐惧的。


电影工作是一种极为色情的行当;演员之间都坦诚相待,彼此间暴露无遗。在摄影机镜头前面,所有的亲昵、忠贞、相互依赖、情爱、自信和可靠性都变成一种温情脉脉、也许是虚幻的安全感。那种张力,那种紧张气氛的缓和,同舟共济的默契,和成功的狂欢时刻之后,随即而来的反高潮:气氛不可避免地涨满性欲。多年以后我才明白,终究有一天摄影机将停止转动,灯光也会熄灭。


贡死于一次交通事故,我和儿子小英格玛计划一起参加她的葬礼。预先我们约在戈列尔图勒大街我的单间公寓见面。他那时十九岁,长得高大英俊,个子比我还高,在此以前,我们已好几年未见面。那天他穿了一套很小的西装,是向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借的。我们默默地坐着,一言不发,只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儿,但事与愿违。他问我有没有针线,因为他要缝一颗纽扣。我找出针线给他。然后我们在窗前对坐着,小英格玛低头缝着纽扣,厚厚的金发垂在额前,强壮有力的手正忙着缝纽扣。他偶尔会局促地吸吸鼻子。他长得很像他祖父学生时代一张照片里的样子,同样深蓝的眼睛,同样颜色的头发,同样的额头和敏感的嘴。同样冷淡的伯格曼标记:不要碰我,不要接近我,我不要抓住我,我是伯格曼,看在上帝的份上,离我远一点。


人们总是更愿意被动地受别人支配,又同时抱怨上面的决定。


我明白了一些道理:万事万物都与生和死相关,但未必紧要;理智和误解总像连体婴一样,紧紧相随;通常所谓的不幸,就是某种程度的失败占了优势;在这个世界上,最危险的事是缺乏自信;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会想要放弃;每天的牢骚闹得墙壁和天花板都嗡嗡作响,但这也代表着一种安全感。我们高声尖叫、抱怨和呻吟,但我们也常常大声欢笑。


讨厌平庸。


二十年前,我做过一次手术,那是一个小手术,但必须全身麻醉,由于失误,麻醉药注射的太多,我生命中整整六个小时消失了。我没做任何梦,时间已不存在,不管是六个小时还是六微秒,或是永恒。……那次做手术时我的生命中曾有一段时间消失了,者告诉我一个令人心安的信息,即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并无目的,人活着没有任何意义,活着本身才是意义。人死了就化为乌有,从存在到不存在。在我们快速多变的原子中并不一定有个神灵存在。


我每天只要睡上四五个小时就够了,但我在深度睡眠时经常被惊扰。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,我不知道它到底隐藏在何处。这是一种弥漫的愧疚感,还是一种压制不住的、想要控制现实的需求?度过漫漫长夜的唯一的颁发是看书、听音乐、吃饼干、喝矿泉水。最糟糕的时候是3点到5点之间“狼的时刻”。那是恶魔出没的时刻:耻辱、憎恶、恐惧和盛怒蜂拥而来。没必要在这个时刻去压制这些恶念,这样做只会让情况更糟。我只好看书,眼睛看累了就听音乐。我闭上双眼,集中注意力沉浸在音乐旋律中,任凭那些恶魔狂舞:来吧,我认识你,我知道你有何本事,尽量施展你的魔力吧,直到你厌倦。当我的情绪平静下来时,魔鬼傻眼了,然后就消失了,这样我就安心地睡上几个小时。


每一件作品都把它的根系深深扎入到时间和梦境中。我喜欢想象这些根系存在于自己的灵魂深处,它们像奶酪一般安然成熟。其中有些会不情愿地或者热情地冒出来,也有的根本不会出现。它们似乎觉得没必要参加这个持续的创作过程。


(在德国)开始几年日子并不好过。面对语言的障碍,我如同失去四肢的残疾人。我认识到,作为一个演员的指导者,我必须能在短暂的瞬间使用正确的语言,这样才不致破坏工作节奏,不致干扰演员的注意力,也不致阻碍我自己倾听。这种语言要达到凭直觉就能使用的程度,而且必须是绝对正确的。我带着愤怒、悲哀和不耐烦,终于认识到靠我那不规范的会话型德语,是难以产生这种语言的。


几年后,我才能和演员进行沟通,我所说的一切,他们凭直觉就能理解。我们终于慢慢建立起一套符号系统,效果还算令人满意。尽管存在语言上的障碍,我还是再慕尼黑排演了自己最好的几台戏,这应该归功于那些德国演员的灵敏直觉、极好的悟性和耐性,而不是我糟糕的语言能力。以我当时的年龄来讲,要重新学习一种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我凭着以往的一点记忆勉强应付,偶尔能成功。


我渐渐做出一个决定,必须真正有自己的主张。每个人都如此,即使第二天把这些主张全部推翻,站到对立的一面,那也不坏。


在我当时那种年龄,越不可能的事就越想去干。我现在理解了易卜生笔下的大建筑师索尔尼斯,他患了恐高症还要去爬教堂高塔。分析家(相当体贴地)说,向不可能的事挑战和性能力减退之间有些联系。除此之外,分析家们还能说什么呢?


我认为自己还有其他的动机。失败有一种新鲜严酷的意味,灾难能激起攻击性,能激发出生命中蛰伏的创造力。从西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是一桩乐事。只要我没有因为生理原因无法开口,我就非常愿意被驳斥和质疑。而不只是被我自己。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。我要做一个讨厌的人、一个麻烦制造者、一个难以被归类的人。


不可能的事对我极具吸引力,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,也不想得到什么东西。除了几张报纸的善意吹捧外,我什么都不会得到——而读者在十分钟内就会忘掉这种赞许,我自己在十天内也差不多全忘了。
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的演出也将获得正确评价。我们的剧目确实默默无闻,但一个个伟大或不幸的瞬间仍依稀可辨。电影胶片依然存在,并为艺术真理变幻无常留下见证的痕迹。在一片废墟中,仍会有几根巨柱残存下来。


在一个愤怒清醒的时刻,我突然意识到,我的戏剧属于1950年代,而我的老师们则属于1920年代。这种洞察力使我警觉,也使我焦虑。我必须分清根深蒂固的观念与重要经验的区别,抛开旧方法,而且也没有必要非得用几个新套路来替代。


我们都静听他们唱歌,歌声在房间里轻柔地回荡。外面的暴风雪还在呼啸,没有街灯,变化莫测的日光也渐渐消逝了,甚至消逝得更迅速。歌声在我们的意识中游荡,大家的面孔已经变得模糊不清。时间仿佛凝固了,我们沉浸于一个始终存在、始终接近的世界。我们只需要一支短小的请个、一场呼啸的暴风雪和一个沉入黑暗的城市。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,每天都在与时间做游戏,使之延伸、缩短或凝固。现在不需要一丝一毫的思考,事情自然而然地发生了。时间真是脆弱,它只是一种浅层的构造,现在已不复存在。


上帝乔装打扮来到世上,想探访他所创造的人类。一个寒冷的初春之夜,他来到海滨一个破落的农庄,这里住着老农夫和他的妻子。他们招待上帝吃晚餐并留他过夜。第二天早上,上帝要离开他们继续旅行,临走前就问这对老夫妇有什么愿望。他们说不希望被死亡分离。上帝答应了他们的愿望,然后把他们变成了一棵巨大的树,遮盖了整个农庄。我和妻子生活得很亲昵。夫唱妻随,配合默契。我不想描述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。但有一个问题难以解决。终有一天我们必须分开,却没有仁慈的上帝把我们变成一棵遮盖农庄的大叔。我有想象各种生命状态的才能。我把直觉的想象结合起来,再倾注上源源不断的情感,使之独具色彩和深度。然而,我无法想象两人分开的时刻。因为我既不愿意也难以想象来世的生活,那是一种超乎想象的东西,前景尤为可怕。我将化为乌有,甚至不再拥有任何亲密关系的记忆了。


游泳后我们赤裸着在湖畔晒太阳。天气显得更闷热,周围都是小飞虫。父亲肩部宽阔,挺着胸膛,腿修长粗壮,而硕大的阳具周围几乎没什么毛。他的双臂肌肉很结实,白皙的皮肤上面有许多斑点。我坐在他两个膝盖中间,像那幅古老的三联画中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。父亲在湖畔发现了一种深紫色的花,正在想这种花叫什么名字。他把花撕开猜测着。他几乎认识所有的花草和鸟类。


我们坐在一根巨大的木梁上,透过敞开的门洞向外张望。斜坡上有一棵高高的白桦树被闪电击中了两次,树干不停地冒着烟,树叶像忍受剧痛似的不停摆动,雷鸣震撼着大地。我紧挨着父亲的膝盖坐着,缩成了一团。父亲的裤子湿透了,遇水从他的脸上往下流,他用衣袖擦着。“怕吗?”父亲问。我回答说不怕,但心里想:也许这是最后的审判,天使吹号了,名为“茵陈”的大星落入海中。我确实不相信上帝的存在,但也不觉得会受到惩罚,因为圣父,和他右边的耶稣,还给我安排了藏身之处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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